“大王，其实我刚才说严重了。赵氏不一定会反。反不反这个事，每个藩镇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”谢瞳说道：“但有些事不能赌，赌输了麻烦会很大。”“那你说说现在这些藩镇，哪些会反，哪些不会反？”邵树德问道。
谢瞳支支吾吾，只是道：“此事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邵树德笑了笑，知道谢瞳不敢随意得罪人，便放过他了，道：“地连敌镇者，容易反。军士桀骜者，容易反。野心奇大者，容易反。罢了罢了，说说这事怎么处理吧。”
“大王，处理赵岩只治标，不治本。问题始终存在，还是要解决。”谢瞳说道：“藩镇割据百又四十年矣，但在丧乱以前，除边郡外，内地并无节度使。便是丧乱以后，关西一带，也只有边地设了京西北八镇，若无吐蕃威胁，这八个藩镇都不会设。关西老人，还是愿意接受别的替代方案的。”
“什么替代方案？”邵树德问道。
“封诸王或王功臣，但崇以爵等，食其爵封。”谢瞳回道：“国朝有制，设爵无土，署官不职。正一品亲王食封万户，从一品郡王食封五千户……”
当然，这个数字是理论上的。
正如理论上一缗钱千文，实际上八百文一样，亲王、郡王的食封数字要看“实封”、“真食”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个数字的。
另外，食封是“分食诸郡，以租调给”，那么就存在差别。各个州郡经济实力是不一样的，每一户的人丁也不一样，这就造成税赋数额的不一样。
食封也会递减。
比如，玄宗开元四年（716）规定，“自始封至曾孙者，其封户三分减一”。
到了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，又出了新规定：“诸王公以下食封，薨，子孙应承袭者，除丧后十分减二。”
这意思很明确，爵位的食封每传一代，减20%。
国朝宗室，只要与今上不在五服内，没人管的，可以考学、做官、经商、当兵，没有任何限制。国朝出过很多宗室官员，甚至连宰相都有过。
“说说艰难以后的规矩。”邵树德说道。
“大王。”学富五车的赵光逢抢答了，只听他说道：“郭子仪有再造社稷之功，爵封汾阳郡王，实封两千户。咸宁郡王浑瑊实封1800户。临淮郡王李光弼实封1500户。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实封1500户。西平郡王李晟实封900户。博陆郡王李辅国实封800户……马燧700户，段秀实500户……李芃100户。”
郡王和郡王的差距，确实极大。
一般而言，武夫的郡王实封较多，文官得来的郡王极少，李芃甚至只有百户食封，聊胜于无。
“郭令公实封两千户，薨后郭曜亦是两千户，郭暧、郭晞就只有一千户了。”赵光逢继续说道：“朝廷没钱了。”
邵树德点了点头。
其实艰难以后长安王公的食封数字，已经没有规矩了。汾阳郡王郭子仪死后，长子郭曜袭爵太原郡公，仍然是两千户食封。郭曜死后，郭子仪六子郭暧袭封代国公，食封一千户。郭暧死后，郭子仪三子郭晞袭封赵国公，还是一千户……
严格来说，郭子仪的汾阳郡王爵位只是“及身而止”，后面子孙袭爵都是皇帝加封的，也是一代而止，只不过郭家和皇室联姻，不断得到封爵罢了，其间的规矩已经乱了，这也是安史之乱后的怪现状。
“大王，给予食封，就关西武人来说并非不可接受。一开始最难，但只要坚持不断推行下去，后面就会越来越容易，没人会再胡思乱想，拿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了。”赵光逢说道。
“天宝年间一户百姓纳租二斛粟、庸六丈绢、调四丈绢、户税二百五十钱、地税八斗粟。”邵树德仔细算了一下，大概一户百姓纳税粟2.8斛、绢2.5匹、钱250文，徭役之类的不算——既然要算食封，自然不能拿税率混乱不固定的这会来算。
如果食封五千户，按照均田制时代的税率、税制，那么一年可得14000斛粟麦、12500匹绢、125万钱。
这收入其实还不错了。邵树德是大镇节度使，年俸3600缗（一缗理论上千钱，实发八百），一般的节度使是拿不到这么多钱的，一千多、两千多都很正常。
以河南绢帛的优质，12500匹绢就价值九千缗钱。如果食封在河北的贝州一带，那更不得了，因为“清河绢”天下闻名，更值钱。
“殿下，王爵不可滥封，食封已经足以让人满意。”赵光逢提醒道：“另者，五千户稍稍有些多了。子孙袭爵时，最好要十分减二。其实这样可以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，立功者，亦可加食封，以百户起步，功劳越大，食封加得越多。再辅以一些荣衔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功劳实在太大，赏无可赏，就荫其子侄。”
当然，以上所有讨论都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称帝开国。
“细节你们再与陈长史仔细完善一下，爵号、食封、降等之类的规矩，要立起来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记住，此为机密，不得泄露。”
“遵命。”二人齐声应道。
“既要机密，也不要太机密。”邵树德补充了一句。
这话说得很矛盾，但赵光逢、谢瞳都懂。
